1940年12月23日这天，是季羡林口试答辩的日子。

9点半，他走到大学办公处去。10点开始口试，参加的教授有瓦尔德施米特、戴希格雷贝尔，还有稍晚一点到的布劳恩教授。主课梵文的口试极为顺利，但当布劳恩教授提问的时候，本来让他预备的全没问到，他心里十分慌张。尽管所问的题目都极为简单，简直都是常识，但他还是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相。

口试一直进行到12点才结束。季羡林对自己的慌张很不满意，事后，他感到心里难过极了。

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12月24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邀请季羡林到家里过圣诞节。晚7点以前，他到了教授家里。一进门，教授就向他贺喜，告诉他答辩的结果:博士论文是优，印度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也是优。

这时候，教授的儿子还没去当兵，他先拉了一阵子小提琴表示祝贺，然后吃饭。吃完饭又把圣诞树上的蜡烛全点上，喝酒，吃点心，聊了一阵子天，10点半告辞回家。

在勒德尔教授病愈出院后，1941年2月19日，又补了英文口试。结果又是优。这时，季羡林才如释重负，连论文加口试，一共得了4个优，他自己感到，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以此成绩告慰自己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了。

这样，季羡林获得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季羡林的博士论文在答辩委员会中获一致好评，而且引起了轰动。国际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对这篇论文赞不绝口，认为关于动词语尾的论述，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位教授是一位非凡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北欧的几种语言，他都能说。这样一位权威首肯这篇论文，更使季羡林激动不已，因为他原先只是觉得自己的论文并不坏，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得了，经这位权威一表扬，自己也有点“飘飘然”起来了。

几年来的伏案苦读，终于获得了完满的结果。但季羡林对于获得学位的动机，却这样真实地披露出来: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

学习吐火罗语是季羡林在德国留学的又一次偶然。季羡林说: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说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绝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绝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随时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绝不能再扩大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季羡林在自己的学者生涯中，不知碰到过几次偶然。而他总是抓住这偶然的机会，使之成为取得光辉成绩的必然。

这一次偶然的机会意外地来了。

二战爆发之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出来接替他的工作，上课之外还负责季羡林毕业论文的指导。

以古稀之年来接课，自然要比在家里颐养天年辛苦得多，但西克教授却并不想敷衍他的中国学生。第一次上课，他就郑重地宣布: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毫无保留地全部传给季羡林，一个就是《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最后则是吐火罗语。这四个方面的学问，在中国惟有《梨俱吠陀》略为人知，其他三个方面在中国都是绝学。

西克教授要教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既不留给季羡林任何考虑的余地，也不容他提不同意见。季羡林只有乖乖地服从教授。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我下定决心，扩大自己的摊子，“舍命陪君子”了。吐火罗语残卷是20世纪初才发现的。当时德国探险队在中国新疆发掘出了非常珍贵的用各种文字写成的古籍残卷，运到了柏林。德国学者那时还不能读通这些文字，但已经意识到这些残卷的重要性。柏林大学组织了许多年轻的语言学家主要是梵文学家来进行研究，西克教授便是其中之一。面对这天书一般的文字，许多人望而却步了。只有西克教授和西克灵教授俩人决心合作来读通这种语言。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工作简直就如猜谜一样，这不仅没能难倒他们，反而提高了他们的研究兴趣。他们日夜几乎是不停止地工作，前途充满了光明。

西克和西克灵的合作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终于把这些天书读通，并定名为吐火罗语。在共同研究期间，他们合作发表了许多震惊学术界的著作和论文。后来，又取得了比较语言学家W。舒尔兹的帮助，三人合作著成《吐火罗语语法》，成为这一新发现的语言学的经典之作。

这部语法著作是长达518页的皇皇巨著，但它又不是一般的语法入门书，读通它是非常难的。季羡林初接触之时，感到它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艰险复杂，歧路极多，没有人引导，自己想钻进去，是极为困难的。

读通了这一语言的大师西克教授，当然应该是最理想的引路人了。但是他教吐火罗文的方法，也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用的德国传统方法。他根本不去讲解语法，而是直接从读原文开始。

当时，比利时一位治赫梯文的专家沃尔特·古勿勒也慕名来到哥廷根，从西克教授治吐火罗文。西克教授有这两个外国学生，自然十分高兴，一开始，他就把他和西克灵共同转写成拉丁字母、连同原著影印本一起出版的《福力太子因缘经》交给这两个年轻人去读，并称此书为“精制本”。他们的学习这样进行着:我们自己在下面翻读文法，查索引，译生词；到了课堂上，我同古勿勒轮流译成德文，西克加以纠正。这工作是异常艰苦的。原文残卷残缺不全，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连一行完整的都没有，虽然是“精制品”，也只是相对而言，这里缺几个字，那里缺几个音节。不补足就抠不出意思，而补足也只能是以意为之，不一定有很大的把握。结果是西克先生讲的多，我们讲的少。读贝叶残卷，补足所缺的单词儿或者音节，一整套作法，我就是在吐火罗文课堂上学到的。我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以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后来从西克教授嘴里才知道，当初他和西克灵合作之初，工作更是艰难。西克灵住在柏林，是在普鲁士学士院工作，而西克则在哥廷根大学。俩人不断要有通信联系，有时碰到解决不了的疑难，或者是意见不一致之处，西克教授还得从哥廷根赶到柏林，与西克灵教授商讨。

季羡林非常佩服德国老师们的工作态度，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楷模。他叹服他们异常认真、严谨、细致的学风。他们治学的彻底性，是名震寰宇的，写文章从来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

老师们的优良学风，深深地感染了季羡林，他下决心攻克这种新语言。

季羡林以惊人的毅力，终于读通了这种稀奇古怪的天书般的语言。1946年回国后，虽然由于资料缺乏，研究中断了30年，但到1975年，由于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一批吐火罗文甲种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季羡林从1981年又得以重新研究，粉碎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外国”的神话，承担了破译工作，为中国学术界争了光。

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们，有一个颇为古老的传统习惯，虽然不知道开始时的确切时间，但一代一代地继承下来了。这个习惯就是:每到星期六下午，教授们便约上二三个同行好友，到哥廷根城外的山林中去散步。

这个传统虽然名义上是散步，但实际上是交流学术问题，因此形成了一个流动着的学术沙龙。

就在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季羡林正在山下散步，正巧碰到西克教授和约好的几位教授，也要上山。季羡林向他们致以问候，西克教授忙把他叫到跟前，向其他几位教授作了介绍，说:“他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是最优等。”西克教授颇有得意之色，深为自己的弟子取得的优异成绩而自豪。而季羡林自己呢？则有这样的感觉:我真是既感且愧。我自己那一点学习成绩，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老人竟这样赞誉，真使我不安了。中国唐诗中杨敬之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说项”传为美谈，不意于万里之外的异域见之。除了砥砺之外，我还有什么好说呢？从这种学术沙龙中，季羡林学到的是为真理而坚持不妥协的精神，为真理而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这种精神，他后来不管是写学术文章，还是创作散文，都是力求一个“真”字。这种风格，可以说是他一生都在坚持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在这一生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走起来并不容易。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宛如鲁迅散文诗《过客》中的那一位过客一样，非走上前去不行，想休息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有人问:“倘若让你再活一生，你还选择这样一条并不轻松的路吗？”我用不着迟疑，立刻就回答:“还要选这一条路的。我还想探索真理，这探索真理的任务是永远也完不了的。”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看起来非常年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有一张孩子似的面孔。1935年，他刚在哥廷根大学得到一个正教授职称，接替已退休的西克教授的梵文讲座。

他是柏林大学毕业生，是著名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得意弟子，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专家，尤其在研究新疆出土的佛典梵文贝叶经残卷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在世界梵学界，颇有名声。他还懂汉语和藏语，这对于他的研究工作来说，简直如虎添翼。

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架子，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极高，似乎有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不知为什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季羡林没摆过教授架子。因为季羡林作为外国人，是教授接职以后收的第一个梵文学生，因此而对季羡林有感激之情？还是因为季羡林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也很好？这都是不得而知的。而对其他人，他是很严厉的: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 ist aber alles 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从这一点看来，瓦尔德施米特在季羡林面前不摆教授架子，实在是由于季羡林的学习太好了，简直无可挑剔。因此，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异国弟子！因此，他从来不对季羡林发脾气。他教课非常认真，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一个学期，便抠完了施滕茨勒的语法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语法，并做了大量从梵文原典选出来的练习题。这与教授严格要求学生是分不开的，季羡林回忆说: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梵文语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规律都必须认真掌握，决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和粗心大意，连一个字母他也决不放过。学习近代语言，语法没有那样繁复，有时候用不着死记，只要多读一些书，慢慢地也就学通了。但是梵文却绝对不行。梵文语法规律有时候近似数学，必须细心地认真对付。教授在这一方面是十分认真的。后来我自己教学生了，我完全以教授为榜样，对学生要求严格。等到我的学生当了老师的时候，他们也都没有丢掉这一套谨严细致的教学方法。教授的教泽真可谓无远弗届，流到中国来，还流了几代。我也总算对得起我的老师了。事实上，教授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要求同样是很严格的。他是研究梵文贝叶经的权威，蜚声国际学界。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两部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由于这样一些原因，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与季羡林关系最为密切的德国老师。当时，季羡林甚至受中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传统观念的影响，把他称作“博士父亲”。

按照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的互派留学生协议，学习交换期限为两年，1935年9月到1937年9月。

经过两年学习，季羡林的交换期满，按照双方的协议，到了他该回国的时候了。

但是，就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开始了大规模侵略战争。事变之后不久，希特勒发布命令，关闭国门，凡是外国人一律不准离开德国。季羡林断了退路，有国难回。

交换期满，奖学金停发，回国无望，季羡林简直走到了绝路。

他进退维谷。

他忧心如焚。

不用说继续完成学业，就是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也是困难重重。

算是正应了“车到山前必有路”那句话吧，季羡林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一个德国朋友的耳朵里。这位朋友是在章用的引见下，到达哥廷根后不久就认识的，两年来，有过一些交往，但是关系并不是很密切。这位朋友名叫古斯塔夫·哈隆，是苏台德人，他是反对法西斯的，担任着汉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在季羡林有家归不得，正愁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哈隆教授主动与他联系，问他愿不愿意留下。教授的建议自然使季羡林喜出望外，他绝处逢生，立即受聘，当了汉学研究所的讲师。

汉学研究所不在高斯—韦伯楼，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的一座大楼里。楼前有一个大绿草坪，草坪四周是许多参天的古橡树。楼房的建筑风格古穆堂皇，一进楼门，是一个极为宽敞高大的过厅，木头建成的楼梯又宽又高。一楼几乎见不到什么人，但处处都打扫得油光锃亮。

研究所设在二楼，七八间大房子，有一间是所长办公室，有一间是教室，其余的全是图书室和阅览室。图书馆有几间大房子，书架从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整整齐齐地全摆满了书，中国版和日本版的汉籍占了绝大多数，还有几架少量的西文书籍。在中国版的汉籍中，颇有一些珍贵的古本，有几种明版小说，在国内图书馆，恐怕也要算善本书。这个研究所的藏书之富，让季羡林感到吃惊。

结识了哈隆教授以后，季羡林来这个研究所拜访过他。过去是这里的客人，现在受聘为汉文讲师，季羡林成了这里的主人了。

生活既然有了着落，梵文、巴利文的学习也就更要继续了，这可是季羡林下定了决心要跳过的龙门哪！于是，他继续作梵文研究室博士生，据点仍在梵文研究所。而汉学讲师的授课任务，便在汉学研究所完成。

奇怪的是，哈隆教授身为汉学研究所所长，但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说中文，却又有十分雄厚的汉学基础。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经常发表一些极其精辟的学术见解。中国的一些古典文献如《老子》、《庄子》，他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还对古代西域史地情有独钟，钻研颇深，且出版一部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学术界。

由于哈隆教授非常关心图书资料的建设，他的研究所图书馆，集中了全哥廷根大学所有的汉文藏书。再加上他本人在国际汉学界的崇高声望，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同这个研究所有来往。

在这里，季羡林结识了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这位学者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蜚声国际汉学界，在英国也是传世之作，其唐诗翻译作品，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此选集中收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可见韦利中国诗翻译之精湛。

季羡林还在这里结识了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这是一位专门研究明代制漆工艺的专家，请季羡林帮助翻译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制漆工艺书。季羡林自知对制漆工艺毫无了解，翻译出来的东西，自己也觉得不甚了了。但精于此道的专家，一看却十分明白。

到1939年，哈隆受聘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当汉学教授，临行前，季羡林和田德望两人在市政府的地下餐厅为他饯行。在哥廷根大学，他郁郁不得志，学校不重视他，这次临别饯行宴会上，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他俩，说在哥廷根大学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却只有这两个中国人！

哈隆教授走了，季羡林则留下来继续当汉语讲师，一直持续到后来回国。

梵文、巴利文的学业继续下来了，这是靠教汉语来养学梵语的。

从第五学期开始，也就是1938年春天，季羡林进入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贝叶经残卷。到第六学期一开始，即1938年秋天，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并主动问他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季羡林听了以后，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立刻表示愿意。

原来，在德国要想得到一个博士论文题目是非常难的。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士父亲”。怎样才能找到博士父亲呢？这要由教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决定。学生往往经过在几个大学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最后决定留在某一个大学跟其一个教授作博士论文。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他说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学生将来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往往经过几个学期的习弥那尔(高年级的课叫做习弥那尔)，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他才点头收徒，并给他博士论文题目。博士论文是博士学位考试至关重要的一个关口，教授看学生的能力，主要是看博士论文。所以，德国的大学对论文的要求都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要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一呆就是六七年、七八年，但始终拿不到学位，就是论文没有做好。章用始终没拿到博士学位，原因就在于此。

题目确定下来之后，季羡林便在上课、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大事》。主课梵文、巴利文照样上，副系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的课，都照常上。

《大事》是记载有关佛陀生平传说的一部佛经，是佛教部派之一大众部(音译“摩诃僧祗部”)较晚近的经典，也是佛教典籍“律藏”的楔子，分成三篇，分别记述释迦牟尼投生摩耶夫人胎中、成佛，乃至第一次说法和成立寺院等的事迹。“偈陀”，也译“伽陀”、“伽他”，此是音译，而意译则为“偈”、“颂”、“讽颂”、“孤起颂”等。这是佛经常用的体裁之一，由固定字数的四句组成，但种类并不统一。主要的有两种“偈陀”，一为“通偈”，固定由梵文三十二音节组成，这种也称“首卢偈陀”。二为“别偈”，共有四句，每一句分别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形式不定。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季羡林才在教授给定论文题目之时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经商定，论文定为研究《大事》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当时，季羡林对梵文所知还不太多，还不清楚要做好这篇论文到底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可见，《大事》和其中的“偈陀”都是很难啃的硬骨头。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季羡林要读的《大事》是由法国学者塞那校订的，一共有厚厚的三大本。这部佛典是用所谓“混合梵文”写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不是一般的俗语，而是一种乱七八糟杂凑起来的语言，主要是俗语和梵文的一种混合物。但其中梵文的成分和俗语的成分，随时代早晚而有所不同。时代愈早，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多，时代愈晚，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少。甚至在同一部佛经的早晚不同的异本中，也会表现出这种情况。

所以，对这样一部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三大本原书，季羡林只能争分夺秒，“开电灯以继晷，怕兀兀以穷年”。他把每一个动词形式都做成卡片，并查看大量的图书杂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退休教授西克以垂暮之年，代替他上课。

西克教授既为季羡林上课，也对他的博士论文加以指导。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则在回家休假的时候，对他加以指导。

但西克教授的恩德，绝非到此为止。

季羡林积极地利用一切时间写作毕业论文，到1940年秋天，《〈大事〉伽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基本上写成。为了使论文能更顺利地通过，他觉得应当在分析限定动词的变化之前，写上一篇有分量的长的绪论，以说明“混合梵语”的来龙去脉以及《大事》的一些情况，所以在论文写作以前，先动笔写这篇绪论。他对此充满自信，觉得此举定会使论文显得更有气派。他回忆说:我翻看了大量用各种语言写成的论文，作笔记，写提纲。这个工作同作卡片同时并举，经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绪论，相当长。自己确实是费了一番心血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文章分析源流，标列条目，洋洋洒洒，颇有神来之笔，值得满意的。我相信，这一举一定会给教授留下深刻印象，说不定还要把自己夸上一番。当时欧战方殷，教授从军回来短期休假。我就怀着这样的美梦，把绪论送给了他。美梦照旧作了下去。隔了大约一个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内把文章退还给我，脸上含有笑意，最初并没有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觉感到情势有点不妙了。我打开稿子一看，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前面划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后面划上了一个后括号。整篇文章就让一个括号括了起来，意思就是说，全不存在了。这真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茫然、懵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教授才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我无法反驳。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潮滚滚，冲得我头晕眼花。过了好一阵子，我的脑筋才清醒过来，仿佛做了黄粱一梦。我由衷地承认，教授的话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由此体会到:写论文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生平第一次写规模比较大的学术论文，也是第一次受到这么剧烈的打击。在这样的打击面前，他开始清醒地考虑到: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有了创见写论文，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的废话少说不说为宜。

有了这样的教训，季羡林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写论文上。

9月13日，季羡林请同住一条街上的迈耶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打完了论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把论文交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10月9日，又交给文学院长戴希格雷贝尔教授，因为按德国规定，要由院长安排口试时间。而院长要由最年轻的正教授来担任。因为英文教授勒德尔有病在住院，梵文和斯拉夫语言学被安排在同一天进行。

季羡林留学经历：梵文课上只有他一个学生

2009年07月14日 07:48书摘  文章摘自 《季羡林之谜》 作者:蔡德贵   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社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读书时，主修梵文、巴利文。

哥廷根大学高手如林，各学科都有出类拔萃的教授，有的还是世界一流的学者。仅就季羡林兴趣比较大的语言学方面，这里的希腊文、拉丁文、斯拉夫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当然还有西欧各国的文字，都有水平相当高的教授。

一到哥廷根大学，季羡林就决意学习古代文字。这种想法既朦朦胧胧，又清清楚楚。朦朦胧胧的是，究竟要学习哪一种古文字，他自己并不清楚。清清楚楚的是，当年他在国内患“留学热”而留学一事还渺茫如蓬莱三山的时候，他立下大誓:如果能出国留学，他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因为鲁迅先生就看不起这种博士，鄙视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他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想步他们的后尘。

到哥廷根不久，他听说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中国留学生，想投机取巧，选汉学作自己的副系。口试时，汉语教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杜甫同英国的莎士比亚，孰先孰后？这位留学生脱口便说:杜甫在后。他的逻辑大概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长达几千年，同屈原比起来，杜甫是偏后的，而英国的莎士比亚，却算是英国比较古的文学家，所以就有了这种回答。听了这样的回答，德国汉学教授说:“你落第了！下面的问题不需要再提了。”鉴于这些原因，无论是主系和副系，季羡林都不同中国学沾边。

季羡林直到晚年这种观点还是没有改变。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初学佉卢文的青年学者林梅村说过:“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能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有些人在国人面前大谈希腊、罗马和苏格拉底，而在洋人面前讲《周易》，谈老庄。这不算什么本事。真有本事，就应去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久已有之的考虑，季羡林对到底选什么专业犯了难。在柏林的那一个多月，朋友汪殿华曾劝他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认为这是祖国所需要的。到哥廷根之后，章用劝他只读希腊文，原因是兼读拉丁文，两年时间来不及。季羡林经过初步考虑，听从了章用的劝说，在第一学期选的课就以希腊文为主，另外又杂七杂八地选了许多课，每天上课6小时，他选这些杂课的用意，只是练习德语，并不是有多明确的目的。

但是，第一堂希腊文课，并没有使季羡林满意。教师的声音太低，他听不懂。老师又不提问，听不懂觉得如坐针毡，难过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下了课走回家来的时候，痛苦啃着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惟一的美丽的梦，就是学希腊文。然而，照今天的样子看来，学希腊文又成了一种绝大的痛苦。我岂不将要一无所成了吗？

学希腊文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季羡林又自学了一段拉丁文，甚至还想学古埃及文。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认识了湖南留学生龙丕炎(范禹)，他是主修自然科学的，但是却学过一学年的梵文。而季羡林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的课，就动过学梵文的念头，但苦于国内无人讲授。认识了龙丕炎之后，龙丕炎把自己用过的施滕茨勒所著的一本梵文语法书送给了他。这时，季羡林就同好友章用商量，谈了自己想学梵文，章用听了之后，马上表示支持。

经过几天的苦煎苦熬，季羡林终于审慎地决定要学梵文。我又想到我终于非读Sanskrit(梵文)不行。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在德国能把想学的几种文字学好，也就不虚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国后再想学，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人。中国有句俗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辛弃疾《青玉案》词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季羡林长期决定不下来的专业方向，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找到了，研究道路终于一锤定音。从此，他毕生要走的道路找到了，他沿着这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在走下去。

梵文是中国读者最缺乏了解的一种印欧语系印度语族的语言，多指公元前5世纪印度的书面语言。再早在公元前18世纪，则已有吠陀梵语存在，公元前5世纪帕尼尼著成语法，使梵文规范化。古典梵语盛行于公元前5世纪，延续至公元10世纪，今已消亡。但仍是印度少量婆罗门教徒使用的宗教语言。通行的梵语用天城体书写，不仅用于学术交流，也用于佛经文学的创作。梵语语法与其他古代印欧语系的语言如拉丁语、希腊语的语法相似，极为曲折，变化繁复，名词和形容词有三种“性”(阳性、阴性、中性)、三种数(单数、双数与复数)，8个格(主格、宾格、工具格、与格、夺格、属格、位格、呼格)。动词变化也极为复杂，有时态、语气、语态、数和人称等一系列的变化。字母由最初的婆罗米字母演变成公元7世纪时的天城体梵文字母，有13个元音字母、33个辅音字母。今印度人使用的印地语和尼泊尔语，仍用天城体梵文字母，而孟加拉语则是梵文字母的变体。

这样一种语言，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是语法最为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

哥廷根大学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传统。19世纪末，弗朗茨·基尔霍恩就在这所大学任教，以后递次接替他的是海尔曼·奥尔登堡、西克。西克教授还兼通中亚古代语言吐火罗语。1935年，西克退休，由瓦尔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讲座，另一个被印度学者誉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梵文家”的雅可布·瓦克尔纳格尔，则曾在比较语言学系任教。正如季羡林所说，哥廷根大学是学习梵文最理想的地方。

真可谓梵学天空，群星灿列。再加上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规模极大，藏书极富，名声极高，梵文藏书甲德国，据说都是基尔霍恩从印度搜罗到的。这样的条件，在德国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从1936年春季开始的第一学期，季羡林选了梵文。4月2日，开始到高斯—韦伯楼的东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课。东方研究所所在的楼因为大数学家高斯和大物理学家韦伯在这里发明了电报，后来就以他们两人的名字命名该楼。该楼因此而名扬全球。

这座楼的楼下是埃及学、巴比伦文、亚述文、阿拉伯文各研究室，楼上是斯拉夫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梵语研究室。

梵文课就在高斯—韦伯东方研究所楼上的梵文研究室里上。梵文教授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他是在西克教授退休后接替西克的。他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高门弟子，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残卷的专家。他年纪轻轻，但在世界梵文学界已颇有名声。

季羡林没有想到，梵文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授课的对象只有一个学生，而且还是个外国学生，但他讲课却无丝毫懈怠之意。第一堂课教授领季羡林念了念字母。这种字母非常啰唆，绝不像英文字母那样简明，在第一堂课上虽然第一次接触梵文字母，但教授认真传授，使他觉得颇为舒服，没感到有多大压力，他满以为有这样一个好的开始，会一直舒服下去。课一直讲到下午4点才结束。

满以为会一直舒服下去的季羡林，在第二堂梵文课上，就受了当头一棒，以后慢慢才习惯。教授对梵文非常复杂的连声规律根本不加讲解。教科书上的阳性名词变化规律他也不讲。一下子就读起书后面附上的练习来。这些练习都是一句句的话，是从印度梵文典籍中选出来的。梵文基本上是一种死文字。不像学习现代语言那样一开始先学习一些同生活有关的简单的句子:什么“我吃饭”，“我睡觉”等等。梵文练习题里面的句子多少都脱离现代实际，理解起来颇不容易。教授要我读练习句子，字母有些还面生可疑，语法概念更是一点也没有。读得结结巴巴，译得莫名其妙，急得头上冒汗，心中发火。下了课以后，就拼命预习。一句只有五六个字的练习，要查连声，查语法，往往要作一两个小时。准备两小时的课，往往要用上一两天的时间。我自己觉得，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真正是充分调动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自己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学习方法。头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里的火越发越小了。我尝到了甜头。季羡林就这样开始了梵语的学习。课后，还可以到研究所的一个小图书室里去翻阅一下图书。这个图书室有不到一万册书，但却有许多珍本和善本书，最珍贵的是奥尔登堡捐赠的一套上百册德国和世界各国梵文学者寄给他的论文汇集，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大小不等，语言各异。这些书，有的大图书馆都没有，而如果自己去搜集，那更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从此以后，季羡林天天到这个东方研究所，或者上课，或者去图书馆看书。

和梵文关系最密切的还有一种语言——巴利文。它是佛教上座部的宗教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语族，起源于北印度的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与吠陀语和梵语诸方言有密切关系。公元前6—5世纪，被加工成为规范的语言。佛祖释迦牟尼不愿使用梵语布道，鼓励其徒众使用本地语言，其后佛教教义口口相传，约于公元前1世纪，用巴利语记载下来，从此成为标准的佛教国际语言。该语言一直到公元14世纪才在印度本土停止使用。

要读懂佛经翻译文学，就必须精通梵文、巴利文。这样，根据德国当时的规定，考取博士学位，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季羡林选的主系，就确定为梵文、巴利文等所谓印度学。

但是副系选什么呢？季羡林是坚决不会选中国学的。他先考虑的是英国语言学和德国语言学。还考虑过阿拉伯文，而且还下功夫学了一年阿拉伯文，只是后来觉得不妥，又决定放弃了。最后确定的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则不仅学了俄语，还加学了一门南斯拉夫语。从此，他的一个主系、两个副系最后确定下来。

这里涉及到一个在德国选系和专业的问题，德国是绝对自由的。对此，季羡林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德国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不懂什么叫入学考试。入学以后，愿意入哪个系，就入哪个；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神学的课，也可以只选一门课或者选十门、八门。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走；迟到早退，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有的课开课时需要教授签字，这叫开课前的报到(Anmeldung)，学生就拿课程登记簿(Studienbuch)请教授签；有的在结束时还需要教授签字，这叫课程结束时的教授签字(Abmeldung)。此时，学生与教授可以说是没有多少关系。有的学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或者甚至一学期换一个大学。经过几经转学，二三年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大学，满意的系科，这时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触，请求参加他的研究班，经过一两个研究班，师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认为孺子可教，才给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努力写作，教授满意了，就举行论文口试答辩，及格后，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预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作论文，决没有人强迫他。只要自己有钱，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这就叫作“永恒的学生”(Ewiger Student)，是一种全世界所无的稀有动物。这种绝对自由，对中国学生也适用。季羡林选课，从希腊文、拉丁文，到梵文、巴利文、英文、斯拉夫文，都是这种绝对自由允许的。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选的主系和两个副系，后来没有变化。尤其是梵文，他研究了一辈子，是执业终生的一个专业。

由于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激发起季羡林对梵文的兴趣，但因为在国内还没有人开梵文课，所以他只有画饼充饥，徒唤奈何。而到了哥廷根大学以后，他终于有了学习这种语言的机会，而且得以师从于德国梵文权威新秀瓦尔德施米特。他如鱼得水，乐不可支。

第一学期(1936年春天开始)和第二学期，选修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梵文课的学生，只有季羡林这一个外国人。对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教授从来没有问是什么动机和理由。尽管只有这一个外国学生，但教授的授课仍然认真而负责。而学生虽然在学习这种语言时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下定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征服它。季羡林是一个不喜欢外露的人，他只是多次暗表决心:一定要跳过这个龙门。

到了第三学期，新来了两个德国学生，组成了一个梵文、巴利文班。其中一个是哥廷根大学历史系学生，早在二三年前，就曾师从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已经学过好几个学期了。另一个则是一位乡村牧师。梵文、巴利文在德国也是冷门，三人成众，教授为自己有三个学生相当满意。

季羡林对学过几学期梵文、巴利文的这位历史系学生，起初肃然起敬，认为他是老学生了，比自己要学得多。但是过了不久，季羡林发现，他学习极为吃力。他在中学时，据说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还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在梵文面前，他却难以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语言了，他简直是束手无策。在课堂上，教授只要一提问他，他就眼睛发直，口发呆，嗫嗫嚅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学生被征从军，离开了课堂。他始终没进入学习梵文的佳境。这样一个例子，也正好说明了梵文之难绝对非同一般。

第一年的梵文课，按当时设定的正式课程名称，是为初学者开设的梵文。每周上两次，一次两小时。第一学期上课时间大约有20周，梵文上课时间是80小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完了全部梵文语法，而且还教念了几百句练习。

德国的外语教学方法，被季羡林称作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这种德国式的外语教学方法，开始于19世纪。当时，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埃瓦尔德说过这样的话:“拿学游泳来打个比方，我教外语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他们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这种教学方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尽早独立自主地“亲口尝一尝梨子”，是行之有效的。

第二学期，季羡林就开始念梵文原著。先是念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第三篇《森林篇》中的著名神话《那罗传》，接着念迦梨陀娑的《云使》。

在接触了一个学期的梵文语法之后，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指导下，读这么高水平的梵文原著，正像被游泳教练推下水后一样，季羡林没有被水吓倒，他学会了游泳，从这两部名著中获益匪浅。

这是他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得到的最大快乐，也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候。

季羡林结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并成为其学生，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说过:“一个人一生中不能没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

这个偶然机会是这样得来的:初到哥廷根大学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是确定学习科目。一开始，他想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在德国，这两种语言是在中学就开始学习的，拉丁文要学8年，希腊文要学6年，一个中国人要想学好这两种语言，至少也要费上几年。对于一个只有规定的两年学习期限的季羡林来说，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所以，一开始，他虽然选了希腊文，并自学了拉丁文，但心里并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是漫无目的地去学习。为这个问题，季羡林着实烦恼了一阵子。

在第一个学期最后，有一天，季羡林到哥廷根大学教务处，去看下学期教授开课的布告。他偶然看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要开梵文课，这就勾起了他旧有的在清华大学便萌生的学梵文的兴趣。

第一次见到教授，是在梵文第一堂课上，这是1936年的春天开学后的那个学期，也是季羡林学梵文的第一个学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