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留学经历：梵文课上只有他一个学生

2009年07月14日 07:48书摘  文章摘自 《季羡林之谜》 作者:蔡德贵   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社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读书时，主修梵文、巴利文。

哥廷根大学高手如林，各学科都有出类拔萃的教授，有的还是世界一流的学者。仅就季羡林兴趣比较大的语言学方面，这里的希腊文、拉丁文、斯拉夫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当然还有西欧各国的文字，都有水平相当高的教授。

一到哥廷根大学，季羡林就决意学习古代文字。这种想法既朦朦胧胧，又清清楚楚。朦朦胧胧的是，究竟要学习哪一种古文字，他自己并不清楚。清清楚楚的是，当年他在国内患“留学热”而留学一事还渺茫如蓬莱三山的时候，他立下大誓:如果能出国留学，他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因为鲁迅先生就看不起这种博士，鄙视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他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想步他们的后尘。

到哥廷根不久，他听说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中国留学生，想投机取巧，选汉学作自己的副系。口试时，汉语教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杜甫同英国的莎士比亚，孰先孰后？这位留学生脱口便说:杜甫在后。他的逻辑大概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长达几千年，同屈原比起来，杜甫是偏后的，而英国的莎士比亚，却算是英国比较古的文学家，所以就有了这种回答。听了这样的回答，德国汉学教授说:“你落第了！下面的问题不需要再提了。”鉴于这些原因，无论是主系和副系，季羡林都不同中国学沾边。

季羡林直到晚年这种观点还是没有改变。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初学佉卢文的青年学者林梅村说过:“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能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有些人在国人面前大谈希腊、罗马和苏格拉底，而在洋人面前讲《周易》，谈老庄。这不算什么本事。真有本事，就应去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久已有之的考虑，季羡林对到底选什么专业犯了难。在柏林的那一个多月，朋友汪殿华曾劝他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认为这是祖国所需要的。到哥廷根之后，章用劝他只读希腊文，原因是兼读拉丁文，两年时间来不及。季羡林经过初步考虑，听从了章用的劝说，在第一学期选的课就以希腊文为主，另外又杂七杂八地选了许多课，每天上课6小时，他选这些杂课的用意，只是练习德语，并不是有多明确的目的。

但是，第一堂希腊文课，并没有使季羡林满意。教师的声音太低，他听不懂。老师又不提问，听不懂觉得如坐针毡，难过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下了课走回家来的时候，痛苦啃着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惟一的美丽的梦，就是学希腊文。然而，照今天的样子看来，学希腊文又成了一种绝大的痛苦。我岂不将要一无所成了吗？

学希腊文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季羡林又自学了一段拉丁文，甚至还想学古埃及文。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认识了湖南留学生龙丕炎(范禹)，他是主修自然科学的，但是却学过一学年的梵文。而季羡林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的课，就动过学梵文的念头，但苦于国内无人讲授。认识了龙丕炎之后，龙丕炎把自己用过的施滕茨勒所著的一本梵文语法书送给了他。这时，季羡林就同好友章用商量，谈了自己想学梵文，章用听了之后，马上表示支持。

经过几天的苦煎苦熬，季羡林终于审慎地决定要学梵文。我又想到我终于非读Sanskrit(梵文)不行。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在德国能把想学的几种文字学好，也就不虚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国后再想学，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人。中国有句俗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辛弃疾《青玉案》词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季羡林长期决定不下来的专业方向，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找到了，研究道路终于一锤定音。从此，他毕生要走的道路找到了，他沿着这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在走下去。

梵文是中国读者最缺乏了解的一种印欧语系印度语族的语言，多指公元前5世纪印度的书面语言。再早在公元前18世纪，则已有吠陀梵语存在，公元前5世纪帕尼尼著成语法，使梵文规范化。古典梵语盛行于公元前5世纪，延续至公元10世纪，今已消亡。但仍是印度少量婆罗门教徒使用的宗教语言。通行的梵语用天城体书写，不仅用于学术交流，也用于佛经文学的创作。梵语语法与其他古代印欧语系的语言如拉丁语、希腊语的语法相似，极为曲折，变化繁复，名词和形容词有三种“性”(阳性、阴性、中性)、三种数(单数、双数与复数)，8个格(主格、宾格、工具格、与格、夺格、属格、位格、呼格)。动词变化也极为复杂，有时态、语气、语态、数和人称等一系列的变化。字母由最初的婆罗米字母演变成公元7世纪时的天城体梵文字母，有13个元音字母、33个辅音字母。今印度人使用的印地语和尼泊尔语，仍用天城体梵文字母，而孟加拉语则是梵文字母的变体。

这样一种语言，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是语法最为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

哥廷根大学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传统。19世纪末，弗朗茨·基尔霍恩就在这所大学任教，以后递次接替他的是海尔曼·奥尔登堡、西克。西克教授还兼通中亚古代语言吐火罗语。1935年，西克退休，由瓦尔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讲座，另一个被印度学者誉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梵文家”的雅可布·瓦克尔纳格尔，则曾在比较语言学系任教。正如季羡林所说，哥廷根大学是学习梵文最理想的地方。

真可谓梵学天空，群星灿列。再加上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规模极大，藏书极富，名声极高，梵文藏书甲德国，据说都是基尔霍恩从印度搜罗到的。这样的条件，在德国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从1936年春季开始的第一学期，季羡林选了梵文。4月2日，开始到高斯—韦伯楼的东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课。东方研究所所在的楼因为大数学家高斯和大物理学家韦伯在这里发明了电报，后来就以他们两人的名字命名该楼。该楼因此而名扬全球。

这座楼的楼下是埃及学、巴比伦文、亚述文、阿拉伯文各研究室，楼上是斯拉夫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梵语研究室。

梵文课就在高斯—韦伯东方研究所楼上的梵文研究室里上。梵文教授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他是在西克教授退休后接替西克的。他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高门弟子，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残卷的专家。他年纪轻轻，但在世界梵文学界已颇有名声。

季羡林没有想到，梵文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授课的对象只有一个学生，而且还是个外国学生，但他讲课却无丝毫懈怠之意。第一堂课教授领季羡林念了念字母。这种字母非常啰唆，绝不像英文字母那样简明，在第一堂课上虽然第一次接触梵文字母，但教授认真传授，使他觉得颇为舒服，没感到有多大压力，他满以为有这样一个好的开始，会一直舒服下去。课一直讲到下午4点才结束。

满以为会一直舒服下去的季羡林，在第二堂梵文课上，就受了当头一棒，以后慢慢才习惯。教授对梵文非常复杂的连声规律根本不加讲解。教科书上的阳性名词变化规律他也不讲。一下子就读起书后面附上的练习来。这些练习都是一句句的话，是从印度梵文典籍中选出来的。梵文基本上是一种死文字。不像学习现代语言那样一开始先学习一些同生活有关的简单的句子:什么“我吃饭”，“我睡觉”等等。梵文练习题里面的句子多少都脱离现代实际，理解起来颇不容易。教授要我读练习句子，字母有些还面生可疑，语法概念更是一点也没有。读得结结巴巴，译得莫名其妙，急得头上冒汗，心中发火。下了课以后，就拼命预习。一句只有五六个字的练习，要查连声，查语法，往往要作一两个小时。准备两小时的课，往往要用上一两天的时间。我自己觉得，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真正是充分调动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自己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学习方法。头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里的火越发越小了。我尝到了甜头。季羡林就这样开始了梵语的学习。课后，还可以到研究所的一个小图书室里去翻阅一下图书。这个图书室有不到一万册书，但却有许多珍本和善本书，最珍贵的是奥尔登堡捐赠的一套上百册德国和世界各国梵文学者寄给他的论文汇集，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大小不等，语言各异。这些书，有的大图书馆都没有，而如果自己去搜集，那更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从此以后，季羡林天天到这个东方研究所，或者上课，或者去图书馆看书。

和梵文关系最密切的还有一种语言——巴利文。它是佛教上座部的宗教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语族，起源于北印度的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与吠陀语和梵语诸方言有密切关系。公元前6—5世纪，被加工成为规范的语言。佛祖释迦牟尼不愿使用梵语布道，鼓励其徒众使用本地语言，其后佛教教义口口相传，约于公元前1世纪，用巴利语记载下来，从此成为标准的佛教国际语言。该语言一直到公元14世纪才在印度本土停止使用。

要读懂佛经翻译文学，就必须精通梵文、巴利文。这样，根据德国当时的规定，考取博士学位，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季羡林选的主系，就确定为梵文、巴利文等所谓印度学。

但是副系选什么呢？季羡林是坚决不会选中国学的。他先考虑的是英国语言学和德国语言学。还考虑过阿拉伯文，而且还下功夫学了一年阿拉伯文，只是后来觉得不妥，又决定放弃了。最后确定的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则不仅学了俄语，还加学了一门南斯拉夫语。从此，他的一个主系、两个副系最后确定下来。

这里涉及到一个在德国选系和专业的问题，德国是绝对自由的。对此，季羡林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德国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不懂什么叫入学考试。入学以后，愿意入哪个系，就入哪个；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神学的课，也可以只选一门课或者选十门、八门。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走；迟到早退，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有的课开课时需要教授签字，这叫开课前的报到(Anmeldung)，学生就拿课程登记簿(Studienbuch)请教授签；有的在结束时还需要教授签字，这叫课程结束时的教授签字(Abmeldung)。此时，学生与教授可以说是没有多少关系。有的学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或者甚至一学期换一个大学。经过几经转学，二三年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大学，满意的系科，这时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触，请求参加他的研究班，经过一两个研究班，师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认为孺子可教，才给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努力写作，教授满意了，就举行论文口试答辩，及格后，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预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作论文，决没有人强迫他。只要自己有钱，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这就叫作“永恒的学生”(Ewiger Student)，是一种全世界所无的稀有动物。这种绝对自由，对中国学生也适用。季羡林选课，从希腊文、拉丁文，到梵文、巴利文、英文、斯拉夫文，都是这种绝对自由允许的。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选的主系和两个副系，后来没有变化。尤其是梵文，他研究了一辈子，是执业终生的一个专业。

由于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激发起季羡林对梵文的兴趣，但因为在国内还没有人开梵文课，所以他只有画饼充饥，徒唤奈何。而到了哥廷根大学以后，他终于有了学习这种语言的机会，而且得以师从于德国梵文权威新秀瓦尔德施米特。他如鱼得水，乐不可支。

第一学期(1936年春天开始)和第二学期，选修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梵文课的学生，只有季羡林这一个外国人。对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教授从来没有问是什么动机和理由。尽管只有这一个外国学生，但教授的授课仍然认真而负责。而学生虽然在学习这种语言时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下定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征服它。季羡林是一个不喜欢外露的人，他只是多次暗表决心:一定要跳过这个龙门。

到了第三学期，新来了两个德国学生，组成了一个梵文、巴利文班。其中一个是哥廷根大学历史系学生，早在二三年前，就曾师从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已经学过好几个学期了。另一个则是一位乡村牧师。梵文、巴利文在德国也是冷门，三人成众，教授为自己有三个学生相当满意。

季羡林对学过几学期梵文、巴利文的这位历史系学生，起初肃然起敬，认为他是老学生了，比自己要学得多。但是过了不久，季羡林发现，他学习极为吃力。他在中学时，据说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还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在梵文面前，他却难以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语言了，他简直是束手无策。在课堂上，教授只要一提问他，他就眼睛发直，口发呆，嗫嗫嚅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学生被征从军，离开了课堂。他始终没进入学习梵文的佳境。这样一个例子，也正好说明了梵文之难绝对非同一般。

第一年的梵文课，按当时设定的正式课程名称，是为初学者开设的梵文。每周上两次，一次两小时。第一学期上课时间大约有20周，梵文上课时间是80小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完了全部梵文语法，而且还教念了几百句练习。

德国的外语教学方法，被季羡林称作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这种德国式的外语教学方法，开始于19世纪。当时，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埃瓦尔德说过这样的话:“拿学游泳来打个比方，我教外语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他们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这种教学方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尽早独立自主地“亲口尝一尝梨子”，是行之有效的。

第二学期，季羡林就开始念梵文原著。先是念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第三篇《森林篇》中的著名神话《那罗传》，接着念迦梨陀娑的《云使》。

在接触了一个学期的梵文语法之后，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指导下，读这么高水平的梵文原著，正像被游泳教练推下水后一样，季羡林没有被水吓倒，他学会了游泳，从这两部名著中获益匪浅。

这是他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得到的最大快乐，也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候。

季羡林结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并成为其学生，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说过:“一个人一生中不能没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

这个偶然机会是这样得来的:初到哥廷根大学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是确定学习科目。一开始，他想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在德国，这两种语言是在中学就开始学习的，拉丁文要学8年，希腊文要学6年，一个中国人要想学好这两种语言，至少也要费上几年。对于一个只有规定的两年学习期限的季羡林来说，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所以，一开始，他虽然选了希腊文，并自学了拉丁文，但心里并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是漫无目的地去学习。为这个问题，季羡林着实烦恼了一阵子。

在第一个学期最后，有一天，季羡林到哥廷根大学教务处，去看下学期教授开课的布告。他偶然看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要开梵文课，这就勾起了他旧有的在清华大学便萌生的学梵文的兴趣。

第一次见到教授，是在梵文第一堂课上，这是1936年的春天开学后的那个学期，也是季羡林学梵文的第一个学期。